一个家族与四百年诗史――读《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转载)

19 人阅读 | 时间:2021年11月03日 07:30

一个家族与四百年诗史

  ――读《南通范氏诗文世家》

  侯军

   中国传统文化重祖训重传承重文脉重诗教,古谚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句,大概莫过于“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了。这副对联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无论巨商大贾还是清贫之家,无论达官显贵还是一介寒儒,对这副对联所阐释的理念都是认同的,并且自觉地身体力行。可以说,这是中国历代家长们的理想和对晚辈们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忠厚传家”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家族处世待人的家规家训,倒也屡见不鲜,但“诗书继世”作为一种名山事业和文化标识,真正做到的确如凤毛麟角。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诗文世家而论,能够名垂史册的不过三国时期之三曹父子、北宋时期之三苏父子、明代晚期之袁宏道兄弟、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师方苞家族以及五四前后之周树人兄弟数例而已。即便以隔代传承而论之,亦不过南朝谢灵运之于族孙谢朓,唐朝杜审言之于嫡孙杜甫等数例而已,可见“诗书继世”作为一种理想境界,说说容易,做到却是很难很难的。一般而言,能做到三代出诗人已经是了不起的“诗书继世”之家了。

   前不久,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旷代奇书《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洋洋五百四十万言,煌煌二十一卷,收录了江苏南通范氏家族自明代嘉靖23年(公元1544年)直至2002年长达456年间的十三代诗人的诗文作品。这部在中国文学史和出版史上均为史无前例的煌煌巨著一经问世,顷刻间如巨石击水,立即在全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掀起波澜,著名学者季羡林、钱仲联、汤一介、刘梦溪、魏宏运、刘泽华、王文章等先生,或题词或撰文为序或发表演讲,对这部奇书给予高度评价,季羡林先生称此书“宏文伟制,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矣!”钱仲联先生慨言道:“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以言诗歌,则南通范氏其世执吟坛牛耳者哉!”并称南通范氏为“高踞诗界昆仑之巅”。更有学者从人类文化学和家族文化学的角度,认为南通范氏历经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无论时代风云如何跌宕,而诗文家风绵延不绝,其持续时间之长、诗人和诗集数量之多以及著名诗人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巨,不仅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即便置诸世界文学史也极为罕见。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家族个案,对于人类文化学研究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进而有学者提出,应创建一门“范学”专门对这一家族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一部书稿的面世竟然有可能派生出一门新的学问,这或许是所有参与其事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醉心于对范曾艺术的研究和探讨,因而对范氏家族的家风诗教,略有所知。日前,范曾先生惠赠一套新版《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书香飘逸至南溟,令身在鹏城的我如获至宝,喜不自胜。翻开扉页,又发现在编委会的名单中,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不禁让我心生惶恐愧怍之情。毕竟我对这部书稿的编辑出版贡献甚微,忝居编委之林,显然是范曾先生及各位同道对我往昔所为的一种认可和嘉许,这番美意令我深深感动。何以为报呢?我想,以自己的粗识浅学,要讲研究“范学”实在有些自不量力,但是,为这门新兴的学问增添些砖瓦碎片,想来还是可以胜任的。于是,我不揣浅薄地写下这篇文字,用以记录我初读《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之后的心得和浅见,权作一块引玉之砖,抛诸各位热心“范学”的学者与同道之前,以期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诗文世家与时代变迁

  南通范氏,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范氏宗谱》和《范氏支谱》、苏州图书馆所藏之《范氏家乘》等古籍文献记载,本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为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忠宣公)一脉。范氏祖居苏州,然而,北宋覆亡之际,范氏家族不得不南迁至江西抚州临川县。此后,再经南宋覆亡之乱及蒙古铁骑之南下,范家各支脉遂风流云散,一支远戍沈阳,另一支由盛甫公带领,举家迁居江苏南通,成为通州范氏之祖。此时距先祖范仲淹已经是第十代了。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虽以先祖范仲淹为诗文世家之源头,但并未收纳他的作品,显然编纂者无意以先贤之名而自重。该书起自明代末期的范应龙,盖因此公确为南通范氏有案可查、有史可证的第一代诗人,也是范家数百年诗教传统的开山鼻祖。

  以明代范应龙为起点,该书选录了南通范氏十三代21位作者的诗文作品,即:从范曾上溯第十二世祖范应龙,十一世祖范凤翼、范凤彩,十世祖范国佑、范国禄;九世祖范遇,八世祖范梦熊,七世祖范兆虞,六世祖范崇简,五世祖范持信,高祖范如松,曾祖范铸(伯子)及叔曾祖范钟、范铠;祖父范罕及叔祖父范毓、范况,父亲范子愚,兄长范恒、范临,直至范曾。为体现《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家族特点,编者还把南通范氏家族在各个时期的姻亲所作诗文,择其要者,选录入编,如范伯子先生之继室姚倚云、亲家公陈三立、女婿陈衡恪及范曾先生的外祖父缪篆等,无一不是当时的诗坛翘楚或文章高手。客观地说,范氏家风的形成,绝对是与这些姻亲们的参与和影响分不开的。单就子女教育而言,作为母系一方的言传身教,恐怕比之于父系一方更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力。

  一个家族在四百多年间,诗人辈出,群峰耸峙,且几乎所有诗人均在当时或身后正式出版过诗集或文集,更有一些同辈中出现多名诗人,形成一个个足以领一代风骚的诗人群体,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探究这一奇特的文化奇观,发掘这一家族诗教沿袭、蔚然成风的奥秘,不只关乎文学,更关乎教育。

   细细研读范氏家族以诗文所记录的从明代到当代的400年历程,不禁使人眼界顿开,心生感慨,那真是国运与家事荣辱相伴,时局与诗笔悲喜相连。江东范氏的诗人们,一代代接踵前修,涵养浩气,椽笔饱蘸时代烟雨,诗眼凝望壮丽河山,以搓摩日月之魂魄,书忧国忧民之辞章,将那数百年间的沧桑巨变,汇聚于生命凝结的万首诗行。沿着诗人们一路吟唱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更可以看到整个中华民族艰难跋涉、奋发前行的缩影。因此,我以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绝非一般的文学作品,也绝非仅具备诗歌散文的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所特有的以诗鉴史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譬如,由明末宦官魏忠贤所引发的“东林党争”,是明朝覆亡的内因之一。在该书第一册范凤翼卷中,对此就有着非常真切而直观的描述。这是因为,作为明朝吏部要员的范凤翼,早年曾力推清流贤才,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东林书院”中坚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后范凤翼因耿介直言而被朝中宵小诬陷排挤,而范公刚直不阿,毅然挂冠而去。即使这样,魏忠贤之流依然不肯放过范凤翼,在他赋闲多年之后,还将他“削籍为民”,并“追夺诰命”。与此同时,他们也罗织罪名迫害高攀龙,高不忍其辱,投水而死。范凤翼闻之,含悲忍泪撰文祭之,文中写道:

   海内知己非先生而谁?而今已矣!谁当知予者而又安能已于悲也?虽然,人之悲先生以情,而先生则深于道者,有龙德焉,得时兴云而雨天下,非其时则蛰伏于泉壤而已矣。当逆党煽虐缇骑将及先生之门,而先生先一日而效屈原故事,不落奸人凶手。此岂不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深于道者哉?(引文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二册范凤翼卷188页《祭高忠宪先生》)

  读其文而思其人,不独使我们如身临其境,直观当年党祸之惨烈,清浊之分明,而且可以更真切地体悟到范氏先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高风亮节。

   再如,清代康乾时期大兴“文字狱”,一时间,举国上下舞文弄墨者无不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康熙十一年,“文字狱”的高潮尚未到来,但范家已然感受到早冬的寒意。范凤翼之子范国禄因受命纂修《通州志》得罪权臣,以至无法在原籍立足,不得不浪迹四方,十年不得返乡。在其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一再痛陈满心的酸楚:“以文字之祸,竟至破家,仅仅从二三故人糊口于外。”(见《与李维饶书》)“遭文字之祸,流浪十年,归返故园,家业尽废。”(见《与侯方伯胡公书》。)“自文字得罪以来,忧谗畏祸,糊口四方,十年然后归里,家业尽废,一事无成。”(《寄孙给谏书》。以上引文均载《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五册范国禄卷。)

   自此之后,历经范遇、范梦熊、范兆虞、范崇简、范持信五代,适逢康熙晚期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高峰期,这对诗文世家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范氏家族的诗文作品顿呈锐减之势,除范遇有一本《一陶园诗》、范崇简有一册《懒牛诗抄》之外,其余三代并未结集成书。是他们不善作诗么?非也!是他们无诗可集么?非也!事实上,范氏这几位先辈,皆少负文名,能诗善文。他们之所以不肯结集出书,其主因不外是汲取范国禄先生的教训,不愿以诗文贾祸而已。由此,今人不难体味当年一字不慎便招杀身之祸的残酷现实。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范氏家族这三位未曾编订诗集的先辈,并未湮沦其诗名。在康乾文祸席卷过后,他们的诗作被后人精心捡拾起来,合编为丛稿,虽然已是十存一二,但不乏精品佳句。其中,尤以生于乾隆文祸猖獗之期的范持信所仅存的两首七言绝句,堪称珍贵,其一:“七十老翁何所求,要将一死抵封侯。人间风云飘零尽,赢得先庐作一丘。”其二:“偃卧归来夜不惊,呻吟愁汝到天明。分明一死城垂破,又听街头卖饼声。”该诗作于同治元年,当时太平军进攻南通,城将破时,家人力劝范持信离家暂避,当时他已是七十三岁的老翁了,但他从容不迫,口占二绝,以诗言志,誓与儿孙辈同生共死。以七旬高龄而出口成章,可见其功力之深才华之高。试想,倘若不是生逢乱世,其诗文事业定然璀璨可观,又岂能以此区区两首五十六字传世耶!每思至此,不禁怅然而叹:书生之遭际,岂独以个人才智而论?亦时世使然耳!

   在范氏诗家中,反映时代最透彻、描摹现实最深刻者,莫过于范当世伯子先生。他生于忧患之期,长于动乱之世,以超逸之才华,书万古之孤愤。其平生所作,不啻是一部晚清中国现实生活的浩大史诗。虽然他终生为布衣,却以高洁的人格深厚的学养超逸的才华奇谲的诗篇,为政要所推重,为士林所钦仰,为乡里所尊崇,成为范氏诗文世家的一座高峰。伯子先生之诗,沉郁悲壮,雄浑恺切,对晚清官场之腐败,民生之凋敝,外侮入侵之欺凌,变革图强之艰险,多有描绘,写至苍凉处令人落泪,写至悲愤处令人拍案,写至痛切处令人扼腕三叹,写至激扬处令人热血沸腾。在他的诗文中,你可以读到甲午之耻,读到戊戌之变,读到义和团风起云涌,读到八国联军劫掠京城……那段时间,伯子先生曾一度入主李鸿章相府之西席,耳闻目睹中国时局之巨变,所思所感,皆发而为诗,记之为文。于是,我们得以读到一介书生亲历亲闻的历史活剧。这些文字显然是在很多正史中都难以读到的。我前面所讲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独特认识价值,原因即在于此。

  (二)诗文世家与文人品节

  南通范氏的诗教家风,绝非只体现在研读古典、吟诵辞章、习诗作文等表面形式上。中国传统诗教的核心,在于培养一种文人的士气和品节,也就是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精神。这种“士气”,决定着一个诗人的人格高下,同样也决定着其诗格和境界的高下。南通范氏的一代代诗人们,其诗歌创作的数量或有多寡之别,艺术水准或有高下之分,但在文人士气与品节上,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南通范氏既为宋代大儒范仲淹之后,自然深受其“先忧后乐”观念的影响,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当其奋发有为之期,则积极投身社会,力求有所奉献;一旦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则立即退隐山林,清流自守,与污浊之气一刀两断,以此来保全自身人格的完整。这种处世原则在范氏的诗教传统中,一再被践行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应龙和范凤翼父子。

  明万历二十六年,26岁的范凤翼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直隶(今河北省)永平府滦州知州。那是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当时有个说法就叫做:“金宝坻,银滦州。”然而,范凤翼一听此说,竟深以为耻,立即写了一份《改教疏》呈给皇帝,其中言道:“适闻有‘金宝坻,银滦州’之言,臣窃以为耻。今特具疏,奉辞州职,以求改教,自幸儒官可以由此砥砺,仰报圣德。”(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二册范凤翼卷第1页)结果,这位新科进士出道伊始,便摈弃了为清流所不齿的所谓肥缺,而自愿去顺天府当了个儒学教授。后来又转任户部和吏部,均以正直耿介、公道敢言而为士林所敬重,为奸佞所忌恨。终于在万历三十八年被逼无奈,告病归隐。当时他的上峰极力挽留,但他矢志不改,绝无委曲俯就之意。其上司对他的评价是“板曹久著贤声,铨署方称拔萃。”并针对宵小的诬陷,直言:“科臣言事,多属风闻;凤翼生平,自有公论。”(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二册正编范凤翼卷)

  尤令后人称道的是,范凤翼此番归隐,自筑“退园”以明志,从此笑傲山林,吟诗作画,凡30余年不复出山。其间,朝中正直之士屡次举荐,故旧门生数番登门,皇帝也八次下诏,一而再、再而三地委任他更高的官阶更要害的岗位,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名臣重回朝班,而范凤翼却不为所动。他在一道回复疏文中这样写道:“臣归如纵壑之鳞,定林之鸟,自慰可以永谢罻罗,长辞网罟,于己无患,与人无争也。”(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二册范凤翼卷第2页《改南疏》)

   在该书副编中,收录了一部《真隐先生年谱补注》。这位真隐先生指的就是范凤翼。他的晚生们目睹了他30年中八次拒绝出山,甘居林下,深为其高风亮节所感,便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别号,说他是个“真正的隐士”。对范凤翼的高士之风和凛然气节,不独他的门生晚辈们推崇备至,即便是当时的名臣巨擘,如明末英烈史可法,画坛泰斗董其昌等,亦钦仰有加。史可法曾写过一篇《范公论》,盛赞范凤翼的高尚人品,他写道:“天之生贤人、君子,固以为社稷苍生之庇,其用之大者,莫如以一君子为众君子之津梁,则太蒙范公之在吏部是也。”而董其昌则深念当年自身遭佞人围攻之时,“羽异(范凤翼字)在天曹,违众援之,不遗余力。予得无溺,盖其直道任事每每如此,恒怀知己之感。”因此,董其昌径直把范公比作包公,写诗赞道:“吏部文章真不朽,龙图忧乐本同参。”

  淡泊功名,本是文人本色;悠游林下,实乃书生家园。在范家的诗教传统中,盖凡五斗折腰之举,则拒之若瘟疫;驰鹜争逐之事,更避之如腥膻。前文提到的那位范应龙老人,以明经高第而为直隶庆云县令,可是这位老先生只在任上干了五个月,便弃官归里。“庆云之人共挽而留之,终不可得。”(引文见叶向高《庆云公七十寿文》)而他回到南通之后,立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尊腰馆”,取的恰恰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意。

  明白了乃父之所为,也就不难理解:其子范凤翼何以会如此执着地辞官不出了。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长辈言传身教,晚辈耳濡目染,家风如此,代代相传,久而久之,自然沿袭成为范氏家族的行为规范了。

  引起我浓厚兴趣的,还有高祖范如松,他可谓教子有方。长子范伯子,诗名雄冠同光两朝,自不待言。即便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是个个成才,次子范钟于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随后三子范铠也被朝廷擢用,两兄弟分别被派往河南和山东担任知县。临行之际,老父范如松亲作一篇《作吏十规》,谆谆告诫儿子为官做人的十大可耻之行,殷殷之嘱,读之令人怦然心动。他写道:

  “今儿辈初登仕版,束装就道,签分河南、山东为民父母矣。而家贫亲老,难言养志,实有毛义捧檄之欢。但吾七二衰年,不任驰骋,惟惧十世一经至汝兄弟,得以两县知用,此皆祖宗积德之余庆也。喜忧交集,顿兼之矣。喜者,喜汝兄弟得以成立;忧者,忧其造福少而造祸多也。然汝兄弟自幼至长,熟闻祖父遗训,必能借此造福,保养元气,则寒门百世可延矣。戒之!慎之!今吾亲书《作吏十规》以示之,亦防微杜渐之苦心云耳。”

   在范如松所列举的十规之中,每多佳言警句,不妨录其精要,以观全豹:“依托权门,一旦失势,以至十目十手之指视,最可耻;”“地方善政不能举,奉迎上官则恐后,最可耻;”“为民父母者第一戒贪,贪则心昧,而书役借此夹制舞文,其祸可堪言哉,最可耻;”“天下事,诚与伪二者而已:诚则无不明,而伪则立败,最可耻;”“作官须知进退,若老马恋栈,阿时殃民,必至身败名裂,辱及君亲,最可耻也!”(引文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七册范如松卷224页)

   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品鉴这段百多年前的“为官箴言”,我们不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一股凛然正气扑面而来么?在这样的家风家教熏陶下,范氏兄弟为官而有清廉之誉,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要想获得“兼济天下”的进身之阶,自然无法跳出“科举取士”的窠臼。在仕途经济与文人本色之间,往往会出现令人尴尬的两难选择。一边是枯燥乏味扼杀个性的八股文章,一边是淡漠名利远离官场的文人理想,这两者代表着两种生活境界,也昭示着两种人生选择。在科考仕途方面,范氏家族的记录绝对算不上成功:自明末范凤翼中过进士之后,范家七世为诸生,直到范钟再中,其间已越三百年。即便是在范钟高中的同时,比他才华高得多、名声也大得多的兄长范伯子却一再落第,最后决绝于科举仕宦之途。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范氏家风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那就是“不求闻达于乱世,惟愿造福于乡里”――当年,范凤翼不愿出山为官,却热心为乡亲们投书请愿于地方官吏,靠着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使南通不合理的赋税得以减免;而范伯子无意仕途,却热衷于为家乡兴办教育,他晚年与挚友张謇一道,抱重病奔走呼号,兴建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当伯子先生创办的通州小学堂开学之时,伯子先生已溘然长逝三个月了。这些范氏的先人们,以自己的一生行藏,昭示着一道无言的家训:比起保持书香门第的本色和诗文世家的声誉来,即便是旁人视作生命的科举仕途,范家也不会十分在意。

   围绕这个话题,范伯子曾与李鸿章进行过一段有趣的对话。那日,李中堂与范伯子闲聊,谈起范家三兄弟屡试不第的事情(当时范钟尚未中进士),李中堂发表一个论点说,那有可能是范家的祖坟风水不胜,建议伯子先生重勘坟茔。范伯子先生闻言,侃侃而答曰:

   “不然。谓老坟风水不佳,则寒家十余世举秀才,五六代有诗集,亦复差强人意,通州境内求如此风水亦不多。且燕生之言曰:‘天之爱福泽,不敌其爱文章。’此夸大文章之说也。愚见尤以为,天之爱文章,不敌其爱天伦之乐事。此亦燕生所羡慕欣叹至谓寒家为海内无双而属其撙节享之者也。由是观之,假令风水一改,而忽然使孝友风微,文章减色,但出无数举人进士,而勋业福泽之际并不能及中堂之毫厘,徒然闹饥荒,丧廉耻,其为一日二日惊愚炫俗之计则善矣,其奈百年何哉?故家大人平生绝不望儿辈以此事跨越祖宗,而但望其弗斫丧元气,愚兄弟安之有素,故不必有十分品德而已能杜绝私营也”

   李中堂听罢哈哈大笑,说:“了不得,了不得,如此酿法,必酿出曾文正、李中堂矣!”(引文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九册范伯子卷177页)。

   一个是权倾天下的当朝首辅,一个是名闻遐迩的布衣诗人,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的这段对话,实在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作为范家十三代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兴重镇,范伯子的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无疑给了我们诸多启迪,他至少明确揭示出在范家人眼里,仕途经济与诗文家风之间,一时的“惊愚炫俗”与百年的“家族元气”之间,到底孰轻孰重。

  (三)诗文世家与精英生态圈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将四百年间的家族文脉梳理汇编,表面上看只是一部家族作品的总集,深入其里细细研读却会发现,它还是一部以范氏家族为半径,网络纵横,四通八达,几乎囊括了各个时期诸多文化精英的人文生态圈。如果说,我们从一般文学史上,往往只能读到对各种文学流派及作者作品的相对静态的解读和分析,那么,我们从这部特殊的家族文学史上,就能够转换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由此看到的文学现象和文坛人物,也会呈现出更加生动而鲜活的景观了。

   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文林字海中漫游,你时常会遇到一些不期然款款行来的人物,他们或是文坛巨擘,或是诗界名流,或为书画大师,或为梨园泰斗,但是他们在书中出场的角色却是截然相异的,有的是范家的朋友,有的是范家的亲戚,有的是范家某人的上司,有的是范家某人的同窗。总之,他们亮给我们的往往是与正史所载迥然不同的侧面,这无疑给我们的阅读平添几分意外的惊喜,同时也为我们对这些文化名人的认知,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袁宏道,这位明代著名的散文家,“性灵派”散文的首倡者,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中出现时,其身份是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正好是范凤翼的“主管领导”。然而,这两位文人的相交,似乎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同朝为官的范畴,他们是诗友,在范凤翼的诗集中,可以读到多首写给袁中郎的诗作,如《金山次袁中郎韵》、《山房寻宿同中郎赋》等。前一首标明是“次韵”,应是依照袁中郎的诗韵而作,自然是二人的应答酬唱;后一首则写两个人去“山房寻宿”,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大概可以算是结伴出游,到了晚间一起去寻找投宿之处。从诗中“孤刹昏钟定,僧寮借榻迟”两句来分析,他们寻到的住处,其实是个寺院。而诗的最后一句“长日课吟诗”则最有意味,活画出了这两位诗人互相推敲诗作的情形。

   袁、范二人既为诗友,平时切磋诗文,研讨辞章,应是情理中事。袁中郎彼时所倡导的散文变革,要旨就在于将韩愈所提出的“载道之文”,变为“性灵之文”,主张散文应更加张扬个性抒发心曲。对袁宏道的这些积极探索,范凤翼表现出惊人的敏感,当时就与同道论及他的文风变化,并给予正面评价。据范凤翼之子范国禄回忆:“昔袁中郎为吏部,与朱司马典试秦中,回京时先君正入铨曹,朱又同年姻友也,日夕晤对。先君见中郎诗文已不似锦帆手笔,朱亦称其登陟之状迥异韩、苏,盖眼空胆放,实有以资其气力,所谓文章得助江山也!”(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正编第五册范国禄卷第384页。)我不敢说这是对袁宏道散文变革的最早评论,但起码可以据此断定,袁范二人确是一对“文章知己”。

  万历38年,袁宏道去世。此时,范凤翼刚刚辞官不及两月,但他立即遣使专程吊唁,使袁家非常感动。其弟袁中道为此专门修书致谢,其书云:

  “先兄存日,每私相推许,不肖亦自喜曾聆清诲。不意先兄奄忽,海内知与不知皆为悼伤,同调如仁兄苦怀可知。先兄去世,老父亦以可恸告徂。不肖遭此苦变,五内崩摧,数载跄伏山中,惟与药饵为伍。今春又抱恙,至今未痊,不然一楫飞渡长江,耳边何难聆广陵涛?乃株守一席地也。远承遣使吊唁,生死交情于此见之。即以盛仪告之灵前,付之两藐诸矣。《渔阳集》后有拙稿未付杀青,佳作在潜夫处者尚未得睹。役旋草谢,不尽欲言。”(见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十)

  好一个“生死交情于此见之”!从范凤翼与袁中郎的“同调”之谊,我们不难看到古代文人以文会友、以诗识人的风雅情怀。

   钱谦益,明末清初的文坛祭酒,官至礼部尚书,更因与江南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和明亡之后的降清之举,成为三百年来最具争议性的文化名人。而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中,则记录了他家与钱牧斋先生的深厚文缘。

   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一册范应龙卷中,收录了钱牧斋在范应龙八十寿诞之际所写的一篇贺寿之文。一般而言,这类酬怍之作,往往语多浮泛,充斥着无关痛痒的溢美之辞。但钱谦益此文却言之有物,对范氏父子面临“东林党祸”时的所作所为,每多称许。他写道:

  盖自神庙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为甘陵雒蜀之议,公然以钩党为名,海内士大夫凡负名节持议论者,靡不以一网锢之。而异羽为吏部郎,汲汲以辩论官邪登用正直为能事,此所谓“芳兰当门,不得不锄”者也。异羽慨然移病归侍。太公笑谓曰:“吾为庆云令,不五月而趋归,岂愿若久据要津哉!”于是异羽日起居太公,修闲居侍奉之乐,匡床座谈,石鼎联句,融融泄泄,父子自为知己,不复知人间风涛喧嚣作何状也。(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一册第34页)。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钱牧斋这篇文章写于天启三年,此时“东林党祸”尚未达到高潮(魏忠贤大规模残害东林党人是在天启六年,也就是三年之后――引者注),而钱牧斋在阉党尚处于风头之上的现实环境中,能够直言“钩党”之害,并将刚被排挤回乡的范凤翼称喻为高洁的“芳兰”,这是非同寻常的。

   钱牧斋是一位声名卓著的文学评论家,对当时诗文作品的评价,可谓一言九鼎。他对范凤翼之诗曾有如下评述:

  异羽之诗,清妍深稳,有风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为异羽之诗而已。……其为诗中和,且平穆如清风,有忠君忧国之思而不比于怨,有及时假日之乐而不流于荒,斯其所以为异羽也欤?斯其所以为异羽之诗也欤?如必曰此为六朝、此为三唐,寻行数墨,取异羽以追配古人,则异羽之所以为诗者,或几乎隐矣,是岂知异羽亦岂知诗者哉!余知异羽之深者也,故于异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一册第237页。)

  钱牧斋在入清之后,精神之苦闷,内心之孤独,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已步入晚景的昔日文坛盟主,此时已是知交零落,闭门息侣。忽一日,有位使者跨江来访,携来一卷文稿请他作序,翻开一看,竟是老友范凤翼的文集,一时间,钱牧斋百感交集,他自况当时的情形:“余方朝食,辍箸而读之,日中而卒业,则又废书抵几,唏嘘流涕而不能止也。”是什么令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如此动情?单单是范异羽的文章吗?是,又不是。由范异羽的文稿,他联想到故国覆亡,朝代更替,怅然回首,身世飘零,不禁悲从中来,他慨然长叹,痛切挥毫,他写道:

  “盖国家之党祸酝酿日久,至庚戍而大作,当其时,一二佥人以闲曹冷局衡操宫府之柄,媒孽正人,剪除异己。号为君子者,分清浊之流,争玄黄之战,迭胜迭负,坚垒不相下。久之,而椓人当国,皇纲解纽,衣冠涂炭,廉耻凌夷,于是元气伤残,兵燹交作,土崩瓦解,而天下遂至于不可救药。迄于今叹沧桑、悲禾黍者,靡不彷徨怨慕,局高天而足脊后土。岂知一二佥人膏唇拭舌依丛而止棘者,其流毒遗祸遂足以移九鼎而隳七庙乎?又岂知流离掩恤如先生辈流抑没于荒江野渡之间者,孓为周遗,斩为夏肄,徒足以兴故国之悲而动异代之惜乎!”(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二册第244~245页)。

  这哪里是谈诗论文,分明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一抒积淤已久的满腔孤愤。接着,他转而论及范异羽之文:

  “旋观先生之文,原本经术,贯穿古今,凿凿乎如五谷之疗疾、药石之治病。至于指摘利病,分别贤佞,劳人之苦心与大人之伟略,峥嵘磊落,侧出于笔墨之间。……余迩年来焚弃笔墨,于时人著述掩口不欲置喙,独于先生之集,展对不能置。念先生与余积薪硕果,大江南北如晨星之相望,非余谁当叙先生者?”(引文同上)

  是的,钱牧斋与范凤翼,这一对分居大江南北的老友,每日里“如晨星之相望”,如今,都已进入衰年。对彼此而言,“非余谁当叙先生”与“非先生谁当叙余”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心灵的间隔了。他们不仅是彼此的知音,更是彼此的镜鉴。

  在范氏家族的交际圈中,我们不光会遇见当时的诗人作家,还有不少画家书法家戏剧家等文人墨客,会与我们不期而遇:明末大画家董其昌、龚贤等,都与范家过从甚密。董其昌与范家的深交,前文已有述及。而位居“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则在范凤翼流寓南京期间,与其共结白门诗社,并拥范凤翼为社长。八年之后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题为《寄范勋卿社长》回忆当时诗风之盛,称誉他“百二十人诗独雄”;崇祯15年,著名书法家黄道周被贬途中,经过江苏镇江时,范凤翼之子范国禄曾前往问道求学;顺治9年,著名戏剧家李渔专程到南通拜访范国禄等友人,并泛舟芙蓉池,诗酒唱和,以记其快;康熙二十八年,大戏剧家孔尚任来淮扬疏浚黄河海口,范国禄招集一班文友在扬州与孔尚任作诗会,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范国禄以过来人的眼光和经历,给孔尚任评说南明故事,为他后来创作出千古名剧《桃花扇》奠定了史实方面的基础……

   一个家族能否与当世精英文化圈建立起一个自然的生态网络,往往与这个家族本身所产生的精英人物的多寡和延续时间的长短,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南通范氏家族以范凤翼为第一代精英的话,那么到了范伯子,则如同崛起一座高峰,成为家族中兴的一个标志。他以自己的杰出,带动了家族的杰出;他因自己的卓越,吸引了当时的卓越之士;他以自己的高雅风度和精彩诗文,影响了同光时代的文人生态……

  沿着范伯子的成长足迹,我们会发现许多百年之后依然熠熠发光的名字:在他的师长中,有文艺学名著《艺概》的作者刘熙载,有同列“曾门四学士”的张裕钊、吴汝纶,他们都是开一代学风的大学者;在他的同辈中,有晚清著名学者兼实业家张謇,他们的友谊从孩提时代始,此后终生不渝;晚清大家吴汝纶的儿子、著名学者吴闿生,则对范伯子执弟子礼,南通名儒徐昂也是范伯子的学生;在范伯子曾受礼聘而供职的名单中,更是名门相望,有张之洞在前,有李鸿章在后;在范伯子的姻亲中,有他的继室、安徽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的后代姚倚云,有他的亲家、大诗人陈散原,而他的女婿则是著名文人画家陈师曾;与他交往的名人更是不可胜数,康有为曾赴天津拜访伯子先生,严复也曾在津门与他切磋《天演论》,《清史稿》总编纂之一的、后来创办上海震旦学院的大学者马相伯与范伯子为世交,并为他的文集作序……

  试想一下,在这样浓郁的人文环境中,范伯子和他的亲朋好友们,过的该是何等富于文人意趣的生活,他们之间的诗文酬唱书画往来,又该是多么潇洒多么雅致多么富于情调――这是独属于诗文世家的诗意生活。我们通过《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不仅可以透视到这种典型的诗意生活原貌,更可以由此渐入彼时彼地的时代氛围,从而把握当时的风云变幻,更深刻地理解诗人们的喜怒忧伤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慷慨悲歌。

  四、诗文世家的“昆仑之巅”(上)

  钱仲联先生在论及南通范氏诗文时,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比喻,说“南通范氏既高踞诗界昆仑之巅”,作为当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界的泰斗,他的这一断语,不啻是重如鼎鼐。

  昆仑者,山脉也!群山连绵,高峰相望,雄视天下,纵贯古今。在南通范氏诗文中,四百余年薪火相继,江山代有才人出,只是表明其家族的文脉传承;而每隔若干代,每过若干年,总有一两位彪炳诗史的大师级人物横空出世,惊绝文坛,泽被后世,这才使得这条文化山脉起伏万状,沟壑纵横,展现出万千气象。前文已经讲到,如果将明末清初的范凤翼作为南通范氏诗文传统的第一座高峰,那么,晚清的范伯子则是范氏家族诗文事业的巅峰巨子,其后越百年,至十翼范曾崛起于新旧世纪之交,则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积四百年之伟业,终于蔚为大观,“一览众山小”了。

  对于范异羽诗文及当时名家的评论,前面已多有述及,在此可不再赘言。我们在这一节文字中,将重点论列范伯子的诗作,以窥“高踞昆仑之巅”的范氏诗文之一斑。

  范伯子,初名铸,字铜士、铜生,后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他生于忧患之世,饱经世态炎凉,其激荡才华固不可为八股文章所藩篱,因此在科场屡遭落第之困,后来索性绝意于仕途,以布衣诗人而啸傲文坛,同时热心兴办教育,先后担任冀州武邑观津书院山长、通州东渐书院主讲,并出任过三江示范学堂总教 )。晚年则与挚友张謇一道,倾力筹建家乡中学和小学,直至因病去世,享年51岁。其间,张謇网罗天下名士来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通师开学典礼,请伯子先生来做训导,坐中就有后来名披学界以为泰斗的青年王国维。

  在同光年间,范伯子与陈散原并为诗坛领袖,可谓双峰并峙,而两位大诗人互相敬慕、情深意笃的真挚友谊,更为文学史家所称道。光绪19年,陈范两家议结儿女姻缘,范伯子之女孝嫦适陈散原之子陈衡恪。翌年正月,两家的长辈,义宁陈宝箴向通州范如松正式下了聘礼,两家互换庚帖。当时范伯子尚在天津李鸿章幕府,其父范如松特地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转述了陈宝箴老人对这门亲事的欢愉之情,他写道:

  “陈公以我家见亲,上下无不欢喜。及去鄂见面时,陈公云:‘我已见君家四代诗文稿,为江南第一。旧家孝友相传,而尊公人品学问,绝非世俗。今我与对亲,真是喜极。我儿子品学,与君家兄弟相类;我孙子师曾又与彦殊略同;及内眷无不相似,真天假之姻……’又云:‘我初愁此亲不就,以令侄女弱小失母,皆亲家母抚育成人。又闻姻嫂慈爱,携去天津,恐两重慈亲不肯远嫁。今请转致,我即不做官,我儿子为江苏候补道,我住扬州必不归江西,而一水之地,往还甚易,请堂上及令嫂可无虑。以后订定日期,拟使百年来通。’……”

  从信中描述可见,陈范两家老人对这门亲事是非常满意的。范如松老人还给范伯子寄去一张陈师曾的照片,说他“性情似其父,其用功与莲儿等,终日无言,稍闲即学画,真可爱也!……得此名门快婿,菊保何以报汝母也!”(引文均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七册第238~240页。)

  散原与伯子两老相契,共结姻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的心曲相通、声气相投,。而他们对各自诗歌创作的互相仰慕与深刻理解,则是二老斯世引为同怀的基础。陈散原三立先生为一代名臣之后,生于位高权重之家,但他对一介寒士范伯子卓荦群伦之识见、汪洋恣肆之才华却是慧眼独钟,尤其对伯子之诗推崇备至,说他“苍然放块之气,更往复盘纡以留之。盖于太白、鲁直二家通邮置驿。”并在读罢范伯子的《中秋次韵高季迪》一诗之后,仰天赞道:“苏黄而下,无此奇矣!”这是当时出自大诗人之口的最高评价。

  对陈范两老的诗谊,时人也有评述,掌故专家徐一士曾记载:“吾兄彬彬尝谓:‘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群更不喧。’又曰:‘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此‘使君与操’之胜概也。”(见《一士类稿·谈陈三立》)

  张謇是范伯子相伴一生的挚友,在伯子弥留之际,张謇曾亲赴上海探望,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闻肯堂昨吐血瓯许,大狼狈,亟视之,甚惫。执我手,附耳而语,气息仅属,始为言:‘……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闻之心楚。三十余年老友,今无几人,年来图兴地方自治之基,肯堂预议论极多,亦甚资其助力。今察其病状至危险,可忧也!……闻肯堂此次自编诗文已成。论其诗文,非独吾州二百五十年来无此手笔,既以并世英杰相衡,亦未容多让。”读到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张范二人情同手足的友谊,更看到了张謇作为一代状元儒商对诗人范伯子的崇高评价。范伯子逝世后,张謇主理丧仪,并撰挽联以悼:“万方多难,侨礼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重为永辞哀。”悲痛之情浸透字里行间。此后,他又多次写诗表达对亡友的怀念:“故人陈约在黄泥,观烧犹传隔岁诗(肯堂有狼山观烧诗),姓氏剧成耆旧传,欢嬉追溯少年时。”(张謇:《登狼山望海楼,兼怀肯堂梅孙》,见《张謇全集》第五卷。)“故人榻在浑殊世,使者车来已过秋。山睡待苏民待牖,企公辛苦念吾州。”(张謇:《陪陈子砺提学游狼山,示诗奉和,兼怀梅孙肯堂》,出处同上。)

  对范伯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其逝世不久便有定评:吴汝纶对范伯子的诗文曾作如下评论:“文之道,莫大乎自然,莫妙于沉隐,无错中年到此,则天下文章其在通州乎?”当他读到范伯子为张裕钊所作的《武昌张先生寿言》一文时,慨然叹曰:“此作真可谓神奇,直当比方欧公而上之,非千年以内物,曾公及濂公最工之作,乃不过如斯。”(据《范伯子文集附家书三》转述)而吴汝纶公子吴闿生在其编订的《晚清四十家诗钞》中,将范伯子冠于卷首,所收录的诗作也最多。在序言中他写道:“先大人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二先生皆从先公最久,备闻要道,究极精微。当时有‘南范北贺’之目。其后各以所得传授徒友,蔚为海内宗师,并时豪杰未有或之先也。”这父子两代人的评价,应当说是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范伯子的看法。

  自此之后,百年诗坛,持论者每每谈及范伯子先生,无不服膺称许,赞叹有加。兹略举数例,以见史家定评――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伯子少负隽才,时武昌张裕钊先生有文章名,客江宁,伯子偕张謇、朱铭盘谒之,张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生平为诗最勤,用意幽眇,造诣深至,多激宕之音,殆所谓穷而后工者耶!”

  夏敬观《忍古楼诗话》:“肯堂以文为诗,大都气盛言宜,如长江大河,一泄而下,滋蔓委曲,咸纳其间。集中《戏书欧公答梅圣俞诗后》有二语云:‘文之于诗又何物?强生分别无乃痴。’盖肯堂自道其诗之旨趣,亦如是也。”

  曾克喘(去掉口字旁)论范诗:“覃及胜清之末,肯堂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国愤时,发而为歌诗,震荡翕辟,沉郁悲壮,接迹李、杜,平视坡、谷,纵横七百年间无与敌焉,洵近古以来不朽之作也。”

  汪辟疆在其编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价范伯子云:“盘空硬语真能健,绪论能窥万物根。玩月诗篇成绝唱,苏黄至竟有渊源。”并注明:“散原见无错《中秋玩月》诗,叹为:‘苏黄以来,六百年无此奇矣。”

  金鉽《范肯堂先生事略》:“先生自伤时命坎坷佗祭(加立人旁),发愤一寄于诗。仰天浩歌,泣鬼神而惊风雨。世之称先生诗者,谓先生盖合东坡、山谷为一人也。”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伯子之诗“兀傲健举,沉郁悲凉,匪第超越近世学宋诸家,其精者直掩涪翁,清末诗人岿然有光。文亦简奥苍坚,台隶桐城。……标格清峻,惟天际孤云,绝岭乔松,差足拟之。”

  钱仲联对范伯子诗多有论述,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将范伯子点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评曰:“范伯子诗,为近代学宋一派所宗,吴闿生选晚清四十家诗,以伯子冠首。金天羽《答苏戡先生书》谓伯子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盖豪杰之士也,良非过誉。其《过泰山下》诗云:‘生长海门狎江水,腹中泰岳亦峥嵘’,是何等气概雄且杰。”在《梦苕盦诗话》中说:“唐师蔚以范肯堂《伯子诗集》见赠,枕上读之,精神为一振。伯子穷儒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发为歌诗,力能扛鼎,震荡翕辟,沉郁悲壮,能合东坡之雄放与山谷之遒健为一手。吴中诗人,江弢叔后,未见其匹。”又说“肯堂五古,横亘万里,扪之起棱”;“肯堂七古,气骨峻嶒,直欲负山岳而趋。晚清学宋诸家皆不能及。其起调之工者,……皆悲痛沉郁,此非真通古人消息者,不易办也。”又专评范伯子己亥年后所作之诗,说他“感德宗幽囚而作者,多沉郁悲愤,驱迈苍凉之气,贯虹食昴之词,直欲抗韩杜而攀《离骚》。”

  好了,无需再多引列,范伯子的诗文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早已毋庸置疑。然而,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更由于在他过身不久,时代风云便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巨变”,新潮迭起,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绵延千年的诗教逐渐式微,他与他的同代诗人们也随之被历史的烟尘遮蔽了。以至于百年之后的年轻人,知道范伯子其人其诗的,已如凤毛麟角。这不只是范伯子及其家族的无奈,更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力的逐步强盛,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取得了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权力,中华文明的宝贵价值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发现并由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曾经辉煌于昔日文学天幕上的范伯子们,又被一一发掘出来,成为新一代学人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作品也被一一再版,仅据我知,北京中国书店于90年代重印了线装本《范伯子全集》,21世纪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排印了新版的《范伯子集》,而河北教育版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范伯子卷》则应是第三个版本了。这些重新“出炉”的范伯子作品,使新世纪的读者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与这位百年前的诗人相遇相知进而相识。这,无疑是历史的多情!

  五、诗文世家的“昆仑之巅”(下)

   范伯子逝世于光绪30年(1904年),34年后,他的曾孙范曾出生了。伯子先生与范曾之间隔着两代人,即伯子先生的长子范罕(范曾祖父)、长孙范子愚(范曾之父),皆承继了诗文世家的血脉,前者有《蜗牛舍诗》传世,后者有《子愚诗钞》印行。范曾先生生于这样一个家庭,自然身受浸染,沐浴诗教。据他自述:“余自弱冠即随先严学诗,10岁而诵《离骚》,12岁背《万古愁曲》,俯仰吟哦,感慨悲怆,有不可自胜者。”(见《范曾历下吟草》自序)他还回忆起幼年时,与父兄一道,以“诗钟”为戏的独特经历:

  “余大兄范恒,字志常,长余十三岁。二兄范临,字志匡,长余十一岁。皆早慧能诗,时家贫无以为乐,父亲子愚翁恒燃香计时以作联语、诗钟为戏,二兄清俊,时夺头标;大兄沉稳,每有佳句。独我幼稚,在旁作天真怪异语,每令父兄大乐不置。……自幼濡染于诗文世家之氛围,颇多会意。一日,硕儒张梅安先生来家,指院中鸡冠花嘱为诗,余即口占‘绿羽顶红冠,花开处处啼’,张公大惊异,顾家翁云:‘此子有厚望焉。’其时年甫七岁。”(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

   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仅为范曾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他熔炼出一腔激越奔放的“诗情”、一双视角独特的“诗眼”、一支灵动曼妙的“诗笔”和一种包容万象、极尽精微的“诗思”。虽然在范曾生长的年代,古典诗歌已经淡出了主流文学的创作畛域,但是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却为范曾日后多方面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范曾先生的早年诗作,常以新诗的面目出现,却蕴涵着古诗的功底,虽以白话出之,时夹俚语,却又巧用排比对仗,显得亦庄亦谐,别具一格,如70年代末发表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作以及鞭笞四人帮的《除害曲》等,均有这种特色。试举《除害曲》开头几句为例:“少见你这般无端罗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好一似得疟疾,半日蒸笼,半日冰窖。”(见诗集《胜利之歌》第1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对“四人帮”的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这一时期的诗作,充满血性和激情,且往往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是典型的“合为时而作”。其后,随着画艺突飞猛进,画名日渐盛隆,“题画诗”逐渐成为范曾诗作的主角,而“题画诗”多以古典诗歌的形式出现,刚好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书画相映成趣水乳交融,构成了范曾艺术的独特风貌。

  1985年,范曾先生的第一本诗集《范曾吟草》问世。关于这本诗集的产生,范曾曾在《历下吟草》序言中写过一段自述:“阅世渐深,诗癖益甚,中心每有勃郁,句随韵出,发而为诗,随写随丢,本无志为诗人,述怀遣兴耳。后亲朋属为集,余方纵览所述作,颇觉诗中亦多勉人励己之句,遂有《范曾吟草》之辑。兹后报刊发表愈多,世人咸以诗人视我,实‘无心插柳柳成行’也。”从此以后,诗人范曾与画家范曾,相与表里,并驾齐驱,驰骋于画坛文场,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个无可替代的存在。

  近年来,范曾先生对诗歌艺术愈发痴迷,尤其是还甲之后,诗思更如涌泉喷发,长篇短句,佳作迭出,其诗风也呈现出某些耐人寻味的变化,渐渐从早年的激越昂扬,忧思难忘,转向空灵恬淡、独自沉吟。试举几首近年所作的七律为例,从中不难窥得范曾诗风渐变之消息,如《无题》:“滔滔皆是我何之?大壑闲花自放时。沧海弄潮身作客,崇楼演教意为师。枯寒独宿麋成友,瘦损相思月似眉。寂寞春光归去也,翩翩蝶影枉神驰。”如《和林凡用原韵》:“灵犀一线早相侔,策蹇寻诗意转遒。草树斜阳归淡泊,痴云野鹤自清幽。回车不再长安道,饮醑能忘赤县筹?与尔高吟浑觉醉,春风几度到眉头?”再如《六十自寿诗》:“化外鸾铃送惠风,烟尘野马逐无穷。庄生大美存天籁,屈子芳华袭我躬。椽笔应须生彩凤,长吟自许笑雕虫。桃源未远花都侧,独立苍松一代雄。”……在这些诗句中,已经淡化了当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淡化了万方多难忧思如山的激昂慷慨,也淡化了为实现某一既定目标而奋力拼搏的急切与亢奋,诗人此时所思所见,只是“草树斜阳”,是“痴云野鹤”,是“麋鹿为友”是“闲花自放”,诗人所向往的,不再是“长安道”,而是“桃源未远”,是“大美存天籁”……也即是说,他所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了人与自然,转向了天宇大道,转向了对人生终极目标的哲学探寻。如此境界,如此襟怀,实在令人深思令人喟叹。

  诗人于出世入世之间心灵的徘徊,可谓自屈原而后的一种不朽传统,也许在范曾先生诸多“斜阳草树”的萧疏咏叹之后,忽而出现洪钟大吕式的长诗,那是一种必然的生命现象,不足为怪。 如果说,前面引述的那些咏叹述怀之作,体现着范曾先生在现实境界上的深化与升华的话,那么,《庄子显灵记》的横空出世,则意味着他在理想境界上,对诗歌题材与视野又拓展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在这部具有思想史诗意义的诗剧中,范曾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将神话人物太始、太朴,哲学家老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科学家爱因斯坦,诗人范伯子、陈散原,学者吴汝纶、吴闿生父子、高僧弘一法师、画家毕加索等等人类精神的代表人物,一一招到21世纪来,聚谈人类从古至今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如同在思想的天幕上,排演了一台智慧的盛典,而范曾则是这台思想诗剧的编剧兼导演。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意境深邃的交响诗,范曾先生采用了他所擅长的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在诗剧中,我们看到了经典的传统古风,如开篇的《序诗·庄子赋九弄》是标准的元代散曲,而尾声的一组诗歌,则采用了诗与词的组合,从严谨的七律到“忆秦娥”、“沁园春”、“减字木兰花”等词牌,完全听凭范曾先生随心所欲地驱遣,不惟语言典雅,境界深邃,而且十分符合所写人物的精神特征;更难得的是,在诗剧中,我们也看到了鲜明的现代诗歌的特征,如正篇就完全采用新诗的体裁,从中还能依稀看出其中某些句子是借鉴了莎士比亚诗剧的语言风格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句式,而这些西方诗歌的精华都被活用到这部以诗论理的创作中。

   应当说,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均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而其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论辩色彩的浓烈,又很容易对其艺术性和可读性构成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不承认,范曾先生对这些难题的化解自有其超凡的能力,他驱遣着古往今来的哲人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去有序,动作有声,张开口就是自说自话,每个人都能性格鲜明。剧中人在那里纵论着大千世界自然万物,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而作者的针砭好恶却在无形无声中,令读者会心一笑。如此的收纵自如,如此的张弛有度,如此的举重若轻,难怪许多读者慨然而叹:“读《庄子显灵记》足以让人体味到阅读的快感和思考的享受。”难怪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直言:“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一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谓予不信,请阅读范曾的著作。”

   在这里不妨再追溯一下,范曾的曾祖范伯子先生是以学宋诗闻名于诗史的,而宋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理入诗。《庄子显灵记》不啻是一部以理入诗、以诗说理的思想史剧,范曾对这样一部集诗史思为一体的煌煌巨著,能够驾轻就熟,不仅做到理顺情达,而且能够时刻让理性驾驭住奔突的情感,殊为不易。这,莫非也是继承了乃祖的宋诗衣钵?

   前面已经谈到,范曾先生之于诗,意在遣兴抒怀,并非为诗而诗。但是他自幼养成的诗人情怀和诗人眼光,却直接决定了他的审美倾向和思维方式,进而直接决定了他从事其他艺术的价值取向。从他的绘画艺术走势上,不难看出这样一条轨迹:在写实与写意之间,他一定是偏向写意的;在叙事与抒情之间,他一定是偏向抒情的;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一定是趋近浪漫的;在“黄荃富贵”与“徐熙野逸”之间,他一定是喜欢野逸的;在繁金错彩与逸笔草草之间,他自然会偏爱逸笔;在“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与“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苏东坡形容吴道子句)之间,他也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这,与其说是艺术理念在起支配作用,倒不如说是渗透到骨髓血脉里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其艺术创造的大趋势。

  在范曾笔下,所有人物都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体现,都是一种被画家诗化了的文化符号。这也是由范曾的诗人气质所决定的。他观察世间万物,皆以诗眼取像,正如《文心雕龙》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方之于范曾,正可谓“化人现身外身”(注:钱钟书先生曾题词于范曾画上曰:“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故有此说。)身外之身者,形肖之外的精神所归情感所附诗意所凝也。范曾尤其喜欢画诗人,从屈原到陶潜,从杜甫到李白,从谢灵运到苏东坡……所有诗人到了他的笔下,都幻化成某种精神情感以及某种人格理想的化身。他凭着对这些诗人的深刻理解和对其作品的谙熟于胸,挥毫造像之际,一支毛锥足以穿透皮毛外像,直抵诗家灵府,以精妙的画笔摄取人物最传神的形态,使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这一个”。 即使所画的人物不是诗人,那也必然是经过了范曾对他们的诗化阐释:他的眉宇、他的须发、他的举止、他的神态、他的服饰、他的器物乃至他身边的牛马猿鹤、他脚下的野草闲花……皆是大自然的诗化。范曾的诗学功力加上他对诗人身世、性格、命运遭际等等的了然于心,无疑使他对画中人物的整体把握和深入刻划胜人一筹。故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往往是人人心中所有而目中所无者。难怪一画既出,顿时风行电照,不胫而走。诗,成了他的绘画艺术的灵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悟到,范曾先生一再强调中国画要“以诗为魂”之真谛了。

   作为范氏诗人之家的第十三代传人,范曾先生以自己大量的杰出诗作,丰富了当今并不兴盛的古典诗坛,赓续了家族的诗脉,成为范氏诗文世家中一座新崛起的高峰,这是足堪告慰于范氏先祖的。当然,他的诗歌伟业尚处于正在进行时,这座“诗界昆仑”中的新峰还在积蓄能量,继续增高,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范曾先生更加辉煌的未来充满期待! (2004年10月5日~12月5日初稿完成,元月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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